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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视域下的中苏海洋安全战略比较
发布日期:2022-05-13 05:32   来源:未知   阅读:

  国际海洋战略格局随着冷战的结束发生了巨大且影响深远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是国际海洋战略格局的轴心地带从大西洋转移至太平洋,除美国外,中国自近代以来首次成为世界海洋战略格局中的主要国家,且实力快速发展的中国海军已被美国视为其海上霸权的挑战者。虽然同为海权思想的产物,后冷战时代的中国海洋战略与戈尔什科夫时代的苏联海洋战略在地缘政治因素、作战环境、海军功能、作战理念等诸多方面有着根本差异。中苏海洋安全战略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美之间竞争和合作并存的海权关系和美苏之间争霸性的海权关系的本质不同。

  作者简介:杨震,上海政法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 邮编:201207)

  基金项目: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资助项目。(编号:SML2020SP005)

  生命起源于海洋,江河交汇于海洋。西方战略家认为,控制海洋就能控制世界。这从近代以来欧洲列强借助海洋之利,控制关键的海洋战略通道,进而称霸世界的历史即可佐证。但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海洋战略格局也随之实现剧变。太平洋因其险要的地缘政治位置和主要利益与矛盾的集中,成为国际海权体系的心脏地带。随着中国走向海洋强国的步伐日益加快,该地区的海权战略格局正在发生转变。中国的海权思想和海军战略也越来越引起全球学界的关注。

  随着自身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中国已经被美国视为主要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尽管中国人民解放军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短板,但编制体制改革、武器装备采办及作战思想的发展促进了解放军尤其是海军战斗力的提高。可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以小步快跑的方式不断进步,而且与美军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因此,中国已然成为世界海洋战略格局中的主要国家之一。但与此同时,“中国海上威胁论”“中国海军民族主义”等对中国海上力量发展持疑虑态度的论调层出不穷,在美国学界眼中,中国海军几乎成为冷战时期戈尔什科夫领导下的苏联海军的翻版。

  中国的海洋安全战略和苏联的海洋安全战略,都是海权思想的产物。在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实施海洋开发”的任务;在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发展海洋产业”的任务;党的十八大则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任务。这充分说明在地缘政治重心和理念方面,中国这个以往重视陆权的世界上最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开始转向海权。海权就其表现形式来说,无非是几点:一是对海洋进行研究;二是对海洋进行开发;三是对海洋进行利用。而这些表现形式则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的,这两个基础才是海权的本质。它们一是指国家在海洋空间的影响力,二是指国家在海洋空间的相关能力。中国发展海权的最终目标已经非常明确,就是建设海洋强国。就其关系而言,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发展海权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必由手段,而建设海洋强国是发展海权的终极目标。也可以认为,发展海权是着重能力,建设海洋强国是突出实体。能力为实体服务,实体为能力树立战略目标。中国之所以如此重视海洋,不仅与其地缘政治形势的改变有关系,也与海洋自身的地位有关。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想要摆脱限制自身发展的人均资源占有量低、科技还不够发达等因素的掣肘与制约,就必须充分利用海洋这个食物、能源、矿产的重要来源兼战略意义重大的公共空间。此外,中国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海外利益与日剧增,对海上航道的依赖程度也在不断上升,因此对海洋进行有效控制的需求前所未有的强烈。加上中国的主要安全威胁在海不在陆,中国发展海权,建设海洋强国的动力更是前所未有之充足。

  苏联海洋安全战略源于苏联海军元帅、海军司令员谢尔盖·戈尔什科夫(Sergey Gorshkov)创立的“国家海上威力论”。“国家海上威力论”是海权理论在冷战期间发展的一个高峰。该理论认为,大洋对人类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国家有必要发展自己的海上威力。国家海上威力由海军、运输船队、捕鱼船队、科学考察船队等组成。海军的主要任务是对海作战和对陆打击等等。戈尔什科夫的“国家海上威力论”是冷战时期,特别是进入核时代之后海权理论发展的巅峰。它的出现,不仅丰富了地缘政治理论,而且对军事思想,特别是海军战略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国家海上威力论”的指导下,苏联红海军走向强盛,走向远洋,成为能与美国海军相抗衡的强大海上武装力量。“国家海上威力论”也存在着缺陷与不足,对苏联的海洋力量建设造成了严重后果。

  虽然同为海权思想的产物,现今的中国海军战略与戈尔什科夫时代的苏联海军战略在诸多方面有着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美之间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海权关系,与美苏之间争霸性的海权关系的本质不同。因此,对当前的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与苏联海洋安全战略进行比较研究,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具有学术价值。海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国家海洋战略,该战略指的是国家行为体的总体运筹,运筹的对象包括海洋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具体涉海事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海洋观和海洋认知程度。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和国家海洋安全战略是其最重要的派生产物。就其本质来说,国家海洋安全战略是国家对海洋安全的总体构想和指导方针,这个总体构想包括了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方面。海军战略是海洋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苏联时代,海军战略甚至是海洋安全战略的主体。因此,本文对中苏海洋安全战略的比较研究,主要是从海军战略入手,兼顾海洋安全战略的其他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海军战略可以代表海洋安全战略。因此在本文中,二者在一些特定的部分可以进行互换。

  对中苏海洋安全战略进行比较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美国著名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rsheimer)认为,一旦中国变得特别富裕,它很容易成为一个军事超级大国,并挑战美国。美国新总统拜登(Joseph Robinette Biden)在第一次发表外交政策讲话时认为:“我们还将直接应对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国所带来的牵涉到我们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观的挑战。我们将直面中国在经济上的陋习,反击它进攻性的强制行动,反击中国对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攻势。”而海洋是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对其进行控制更是被美国视为其霸权的来源。

  美国冷战期间的海军部长小约翰·莱曼(John Lyman Jr)更是认为:“大国不能没有海上力量。超级大国不能没有海上优势。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乃至整个世界,都从我们作为超级大国的行为中获益匪浅。今天仍在继续。对于我们自己和所有其他人来说,如果美国从超级大国的地位滑落,这将是一场头等灾难事件。维持超级大国地位的核心是海上优势。正是美国的海洋优势,保障了世界贸易的海洋自由,使我们与盟国和世界各地无数的利益相连,使我们能够在和平与战争中把海洋作为一个决定性的全球机动空间。”中国海上力量的增强引起了美国的高度关注,同时也被“污名化”。

  美国国会研究局的报告认为,近年来中国在南海的行为,包括在南沙群岛所占岛礁进行的填海造岛和基地建设活动,以及中国海军针对菲律宾和越南等地区邻国的领土主张而采取的行动,引起了美国观察人士担忧。中国正在对南海施加有效控制,这是一个对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在战略、政治和经济上都十分重要的地区。中国海军在东海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开展的行动是美国观察人士关注的另一个焦点。还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已经采取了一项宏伟的战略,旨在加强政府对国内社会控制的同时稳定周边,巩固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取代美国成为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力量。他们评估后呼吁“对中国采取一项新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以制衡中国上升的实力,而不是继续帮助中国崛起”。这项新政策“不能建立在遏制的基础上”。他们还表示,政策制定者不能简单地抛弃当前的一体化政策;但他们确实主张“对现行政策进行重大调整,限制中国的经济和军事扩张对美国在亚洲和全球利益所构成的威胁”。用另一种方式表述就是,他们建议美国出台一项平衡中国的新政策,而这实际上会改变美国当前政策中的平衡。米尔斯海默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如果继续增长,就会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然而,通过对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与苏联海洋安全战略的比较,恰恰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中国海军与苏联海军有本质不同,不实施争霸的战略,因此从逻辑上来讲,中国并未与美国争夺霸权。很难想象一个实施霸权战略的国家在海洋安全战略上采取克制且与争夺霸权背道而驰的做法。

  对中苏海洋安全战略进行比较研究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丰富了海权研究的手段。以比较研究为方法的认识论视角而言,政治学的源头就是比较政治研究,其许多基本理念唯有在比较的研究中才能充分理解其意涵,并随之得到恰如其分的运用。概言之,比较政治已成为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对话并得到发展的主要源泉之一。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之旅中致信友人,谈到他如何将关于法国制度和文化的思想带入《论美国的民主》的写作当中时就强调说,“尽管在我的书里极少提到法国,但可以说,不看到她,我连一页也写不下去”,进一步地,他还认为“不做比较,思维就不知道如何继续”。托克维尔告诉我们,比较是一切人类思维的根本。

  第二个方面是丰富了海权理论本身。国际关系理论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范式。在影响最广泛的现实主义理论中,均势理论和地缘政治理论是其两大支柱。而海权论则是地缘政治理论中第一个成型的战略流派。海权论的创始人是美国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马汉从哲学和历史的角度,论证了海洋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差不多与马汉同时代的英国海权思想大师朱利安·科贝特(Julian Corbett),对海权理论的发展也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也是人类战争进入机械化战争时代后的海权理论新发展。科贝特证明了制海权的重要性,并对其进行了科学分类。继上述二位海权思想大师之后,戈尔什科夫创立的“国家海上威力论”学说,使苏联这个传统陆权国家对海权理论也做出了贡献。而与戈尔什科夫针锋相对的美国海军部长莱曼提出的制海权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冷战期间的海权理论。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海军战略转型对海权理论在信息化战争时代的发展贡献良多。美国海军战略转型由1992年9月的《由海向陆——为美国海军进入21世纪做准备》拉开序幕,其后又有许多类似的战略指导文件出台,构成了美海军战略转型的基本内容。此外,作为世界最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中国在建设“海洋强国”的同时,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对世界海权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使海权理论增加了合作共赢的成分。通过比较的方法对中苏海军战略进行研究,可以看作是对后冷战时代海权理论研究的尝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中苏海洋安全战略进行比较研究是多学科研究的尝试。具体而言,就是从政治学、国家安全学和军事战略学这三个学科的角度,对中苏海洋安全战略进行综合研究,以期发挥各自学科特长,发现和探索新的知识领域。此外,从海权视角对中苏海军战略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不仅使学界对海权的本质有进一步的认识,也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发展海权及远洋海军的意图、动力和趋势的认识。

  按照地缘政治学的划分标准,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在很多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地缘政治重心在历史上一直是陆地,而非海洋,换言之,中国当时并未充分开发其海权潜力。冷战结束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世界各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对其内政外交政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也不例外,其发展海权就是地缘政治环境发生剧变的结果。冷战结束导致苏联的解体,来自北方大陆霸权的安全威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复存在;中俄之间的良好关系更使双方在地缘上从中苏时代的“面对面”武装对峙迅速转变为“背靠背”相互支持。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却因为苏联解体导致共同对手消失而迅速恶化,美国海军战略转型使原本恶化的中美关系更加雪上加霜——美国海军力图在使用制海权的基础上具备远程精确打击中国大陆纵深目标的能力。此外,台湾问题在中美之间的矛盾性与敏感性也在这一时期不断上升,甚而导致两岸在1996年险些兵戎相见。该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国的战略决策层充分认识到中国的海上力量不足以抵御来自海洋方向的安全威胁,而这种威胁将会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此外,构建当今国际海洋秩序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颁布与实施客观上使中国的周边海洋安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与日本、韩国以及东盟国家分别围绕东海大陆架和钓鱼岛主权争端、苏岩礁主权和渔业资源争端、南海岛礁以及专属经济区争端等产生了大量海权矛盾,这些矛盾被美国别有用心地炒作和利用后,使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2003年以来,中国开始成为石油的净进口国家,海上交通线的通畅与否已经具有关系到中国经济命脉的战略价值。消除了除中印和中不边境之外所有的陆地边境争端客观上也为中国发展海权、“建设海洋强国”以及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中国学者张炜认为,中国发展海权,强化海上力量建设主要出于以下原因:第一,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安全需求。中国大陆东邻太平洋西岸边缘海,中国近代遭受的外来入侵大都来自海上,以至于中国至今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都与这段历史有关。“”势力仍然蠢蠢欲动,国际干预因素还存在,中国的统一大业任重道远。中国是一个海洋地缘条件不利的国家,其中,南海是一个半闭海,发生专属经济区重叠的海上邻国有八个之多,且进出大洋的海上咽喉要道大多在其他国家掌控之下,容易发生摩擦。中国一贯主张与周边国家谈判解决海上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在争端解决前“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中国不会要别国一寸领土,但属于自己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一定会坚决保卫。第二,国家海上经济安全需求。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外贸总额和支撑外贸的商船队的规模得到了迅猛发展,如1978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仅355亿元,至2020年达到32.16万亿元,进出口贸易90%左右通过海上运输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就是海上航线。第三,国家履行国际义务的政治需求。海盗等海洋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成为国际海洋治理的一个热点话题,中国是一个新兴大国,应该对自己的国际责任有全面认识,并对自身在国际事务中所尽的义务和应尽的作用也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美国学界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外资企业希望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并进入中国市场,使得外国直接投资大量进入中国,并且由此建立了新的制造业网络,这种网络也使得中国不断融入地区和全球经济体系。由于多种商品的制造与中国许多地区密切相关,因此中国与原材料供应商以及外部市场的关系日趋紧密。中国国有和民营企业已经发展为拥有强大实力的国际竞争者,它们不仅用对外投资的方式在国外建立工厂以及开发能源和矿产资源,而且开始大规模收购国外企业,并在从拉美到东南亚的世界各地建造大型基础设施。上述活动一方面扩大了中国的海外经济存在,另一方面又使其国内发展及内部稳定都依赖于获取全球市场和资源的能力。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总体规模增长了六倍左右,从2002年的5.14万亿元增加至2020年的32.16万亿元。中国已经成为向发达国家(北美和欧洲)和发展中国家(如非洲、拉美和中东地区)市场的主要出口国。

  由于中国经济还依赖于大量进口油气、矿石、金属、粮食和其他自然资源,因此它也成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重要驱动因素。与总体贸易规模的增长相比,中国从非洲、拉美、北美和中东等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的进口增长速度更快,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对连接中国与亚洲以外地区的海上贸易航线的依赖程度。贸易活动不仅仅是体现中国不断拓展的国际存在的唯一领域。中国企业已经成为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重要投资者。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从2003年的332亿美元大幅度增加至2019年的1369.1亿美元。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中国全球投资跟踪”项目采用了比官方数据更加精确的“最终投资目的地”判断方法,认为中国在亚洲以外地区的投资总量达到了很大规模。中国对国外企业、矿藏和能源项目的直接投资,体现了其不断增长的重要国家利益,在这种背景下,在海外——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生活和工作的中国人的数量也在剧增。

  2011年4月,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埃里卡·道恩斯(Erica Downes)在一次听证会上指出:“随着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包括那些具有较高政治风险的国家——不断拓展业务范围,在海外工作的中国公民数量也相应增加。据估计,目前在国外工作的中国公民总数已经达到550万人(2005年为350万人)这种背景下,中国负责制定外交政策的部门将致力于确保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除了550万在海外工作的中国公民之外,每年还有6000多万中国公民在海外。保护这些中国公民的安全——或是在政治或安全环境失去稳定性的情况下将其撤回中国——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日趋重要和敏感的任务。贝茨·吉尔(Bates Jill)指出,2006至2010年,“东帝汶和汤加等国出现紧急事态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将6000多名本国公民撤回国内”。仅在2011年一年,“中国就将数量惊人——约48000人的本国公民从埃及、利比亚和日本撤回国内”。解放军海军和空军部队都参与了协助中国公民撤离利比亚的行动。

  虽然上述趋势未来有可能持续发展,但是其速度可能会放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试图使其经济走上平衡发展的轨道,即更多地依赖国内消费驱动经济增长。中国对进口粮食、矿产、金属尤其是能源的依赖程度将继续提高。目前,中国每天进口原油约620万桶,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中东和非洲。预计到2035年,这一数据将上升至1300万桶。虽然中国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且在原油和天然气进口方面采取分散化方式,但是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其近期公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到2030年的原油进口依存度有可能达到75%,而且对天然气进口的依赖程度也将迅速上升。该中心主任发出了以下警告,即能源运输通道不断上升的风险将形成新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将受到中国邻国以及中东地区和非洲地缘政治风险的直接影响。中国正在修建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缅甸向国内输送原油和天然气的管道,目的是在某种程度上降低潜在的运输风险。即便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仍将依赖中东和非洲的海运原油和液化天然气。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地缘政治环境的改变使中国数百年来第一次免除了来自北方陆权国家的安全威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对海外贸易和资源的依赖在日益提高。中国的海外利益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断拓展。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作为地球表面最大公共空间的海洋的战略地位不断提高,各国对海洋空间的争夺力度不断加大,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争端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与此同时,作为地区大国的中国有责任和义务为世界海洋空间提供公共产品。

  海权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存在,其构成主要包括海上武装力量、海上产业体系、海洋管理机构、海洋科技实力和海洋法律体系等五大组成部分。而海上武装力量在海权建设的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有鉴于此,中国开始加强海军建设。20世纪70年代至今,中国海军取得了长足进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装备导弹的水面舰艇数量大幅度增加,从20艘增加到200艘;二是潜艇数量和质量有提高,从35艘增加到100艘,并装备了核动力潜艇(攻击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和巡航导弹核潜艇)。即便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海军依然从属于陆军,更让其尴尬的是,海军的最高领导是一位陆军上将,尽管规模庞大,但是训练水平低下,且能力不足,特别是电子战、反潜战等方面。进入新世纪以后,海上力量才从一个海军重点转变成为国家重点。国家意识、承诺和能力的增长,各个海洋强国几乎都经历了约20年的时间,美国大约是从1880—1900年,德国是从1890—1914年,日本大约是从1920—1941年。中国把目光聚焦于海洋,一方面是苏联解体使得中国原本面临的北方陆权威胁消失了,另一方面是中国认识到海外贸易对发展经济的重要意义。

  如前所述,海军战略是海洋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唯有在全局意识的指导下筹划和指导海军建设,才能积极有效地巩固中国海防安全、捍卫中国领海主权、维护中国海洋权益、支撑中国海洋利益发展。这就要求中国要坚持积极防御的基本精神,坚持威慑与实战相结合,不断创新发展海军战略,为实现“海洋强国”的目标努力奋斗。

  这主要体现在参与主要战略方向大规模作战等方面。海军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上作战的主体力量,必须立足最困难、最复杂情况,重点围绕主要战略方向大规模作战和决战决胜的需要,切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与其他军兵种力量紧密联合,实施信息突击、火力打击、海空封锁、立体登岛、多维防护及反强敌介入等多种作战行动,夺控战场综合制权,控制战局发展,夺取战争胜利,坚决捍卫国家统一。

  完成从以潜艇为核心的“黄水海军”向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蓝水海军”的过渡,并从技术形态上完成从机械化海军向信息化海军的演进。2012年9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型常规动力航空母舰“辽宁”号入列。仅仅两个月后,中国“歼-15”舰载歼击机成功实施首次舰载机起降。美国是当今世界的海洋霸权国家,其海军情报部门长期对各国海军力量进行跟踪研究,具有深厚的积淀与底蕴。它们的研究成果中的一部分已经公开发表。由于美国海军情报部门的专业性和掌握数据的全面性以及时效性,其公开发表的报告在学界具有权威性并被广泛引用和转载。其中一份报告称:“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可以在航母上正常起降舰载机的国家。”尽管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比美国“尼米兹”级与“福特”级航空母舰小,而且不能像美军航母那样很好地执行远程军力投送任务,但却能够增加中国海军舰队防空的能力。这也可以理解为,中国正以此为契机,向现代航母与舰载机领域挺进。未来,中国海军有可能发展数艘航母。自1996年以来,中国海军的两栖作战装备几乎翻番。除一些老式登陆舰外,中国海军还拥有四艘新型国产大型“玉昭”(071型)登陆舰。“玉昭”登陆舰可以搭载四副新式“玉义”气垫登陆艇、四架直升机以及其他装甲车和部队。

  海军是一个战略军种,其战略能力是建设的重点方向。中国海军战略能力的要求是“核常兼备、双重作战”,实现该目标的手段就是研发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新型弹道导弹核潜艇,提高中国海军的海上核反击能力,完善和加强中国现有的“三位一体”核打击体系。在总体布局方面,要统筹边缘海域的数字化海战场建设,优化海军兵力部署,形成在第一岛链内作战并且同时向外辐射的有利战场态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远洋、近海和沿岸三大战略区域进行有效衔接,切实落实“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战略指导,适度靠前、北固南拓、重心南移,并使前沿部署和基地支撑做到有机融合,依托大陆形成立体化、现代化、智能化的现代广域海防体系,并使之服务于一体化海上联合作战。此外,海军还是一个多功能的军种,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也是海军的战略能力之一。中国海洋安全威胁包括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现实决定了中国海军必须将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先进医院船和综合补给舰的列装为中国海军未来遂行大量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提供了坚实的装备保障。

  苏联海军战略是基于一种特定时代背景下的逻辑判断:苏维埃政权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后者要颠覆前者的政权,而前者则要向全世界输出革命,一支强大的远洋海军便成为苏联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在冷战时代,最能代表苏联海权战略本质的海洋安全战略理论就是戈尔什科夫提出的国家海上威力论。关于海军在国家海上威力论中的地位与作用,戈尔什科夫是这么描述的:“许多世纪以来,辽阔的海洋不仅为各大陆之间的交通提供了方便之路,为人类提供了种种生活必需品,同时也是残酷斗争和军事冲突的战场。随着人类对海洋的认识与开发,为达到保卫国防和侵占海外领地等军事目的而利用水域的规模日益扩大了。在当前这个时代,宏伟的科学发现层出不穷并被应用于军事需要,因此,在海洋上进行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极大地增长了。而国外的海军军备竞赛及各式各样海上斗争武器的研究和制造,也达到空前巨大的规模。海军的特点是它具有高度的机动性,能秘密集结兵力,出敌不意地组成强大集群,同时,海军比陆军具有较强的抵御核武器的能力。这一切使海军舰队在各种现代化的武装斗争手段中位居前列。

  由此可见,国家海上威力论的核心就是海军的建设与使用。该理论创造性地将海军的作战任务分为两类:对海作战以及对岸突击,其中以对岸突击为主。

  核战争、核突击、核武器、核优势等,在整个苏联军事思想中占有相当重要和十分突出的位置。因此,苏联要求其各军种的建设都应以核武器为重点,形成核突击力量,以适应未来核大战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海军就是一支核海军。根据苏联军事战略的要求和苏联海军发展建设状况以及其实际作战能力,苏联的军事学说对苏联海军军事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海作战任务方面。具体而言,要求苏联海军在未来的核大战中完成下列任务:

  当美国把重点从空军转向海军后,美国海基战略核攻击系统对苏联国土构成了主要的海上威胁,因此反击这些核武器系统,是苏联海军十分重要的任务之一。上述任务的主要目标,按苏联海军自己的排列为美弹道导弹核潜艇。这是苏联海军最重要的海上打击目标,主要采用驱逐、跟踪、区域性搜索与监视等方式进行。当然,最理想的是在战争爆发之时,首先摧毁敌方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基地与作战支援设施。此外,消灭美国的航空母舰,打破美军的海洋控制,也是苏联海军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海上破交是苏联海军的一项传统的任务。首先,苏联海军认为,在核大战的背景下,破坏敌海上交通线在牵制西方反潜兵力从而减小对苏联的核动力弹道导弹艇的威胁等方面,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其次,苏联海军把对敌人的后勤基地、港口和集结海域实施核打击或战略性突击也纳入这一范畴。在战争的后续阶段,苏联海军水面舰艇在海上交通线行动对战争最后的结局仍将有很重要的影响。除上述三项重要任务外,还有遣送登陆兵登陆、实施抗登陆作战、运送部队和物资器材等。根据核时代苏联的军事学说,苏联海军在建设上必须重点发展能够担负和完成上述各项任务的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以及以此为核心的海军各种支援和保障兵力,形成能与陆上、空中相配套的海基核打击力量,以支持军事战略的需要。这给戈尔什科夫均衡地建设一支远洋导弹核舰队理论,提供了形成、发展、实践的战略环境。正是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影响,以及苏联远洋导弹核舰队的建成,为苏联海军战略使用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上、实践上的依据。

  戈尔什科夫根据苏联军事战略的基本精神,重新评价了海军在武装斗争中的作用,认为海战是苏联海军的次要任务,其主要任务是对岸突击。在此基础上,他为苏联海军制定了全局上使用海军的方法,即“对岸为主”的战略使用思想。苏联海军“对岸为主”的行动,是一种崭新的作战样式,即潜射弹道导弹的对岸核突击。此外,它也包括登陆和舰炮对岸射击这些传统的对岸作战样式,还包括舰载航空兵的对岸攻击。不仅如此,某些传统的海上作战样式,如破坏海上交通线,也被正式纳入“对岸为主”行动之中。因为用摧毀岸上工厂、仓库、码头、装载中的船只的方法,截断对方的运输来源,可以达到与破坏海上交通线相同的目的。苏联海军认为,战争的目的在于占领敌方领土,成功的对岸行动比对海行动具有更大效果。由于导弹核武器的出现,那种传统的大规模的海军兵力对海军兵力的决战已不具有决定意义,起决定作用的是导弹核武器对敌国领土的突击。至20世纪70年代末,就其能力而言,苏联海军已成为一支部分全球力量投射型海军。苏联已经成为美国在海洋领域的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

  在本文中,通过对中苏海军战略差异的比较研究,可以认知和把握两国海军战略的共同或相异的表象特征和本质特征,进而达到对海军战略及海权的理解和解释。中国海军战略在诸多方面与苏联以国家海上威力论为基础的海军战略存在差异,甚至是本质不同。中苏海军战略差异主要体现在地缘政治因素、作战环境、作战理念、作战对象、技术形态、海军功能等方面。

  地理是决定国家战略选择与制定的重要因素,更是军事战略制定的关键客观因素。除了印度洋,苏联濒临其他所有的大洋。然而,寒冷的气候使苏联缺乏不冻港,绝大多数海军基地长期处于冰封状态,严重影响海军的战备水平。且苏联面对的海域处于封闭状态,出海口受到阻遏,舰队通往远洋的通道不畅。此外,苏联的四大舰队被陆地分割,彼此孤立,无法呼应,更无法集中力量,严重违背海军作战原则。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欧洲将苏联在欧洲三大舰队所处海域隔开,远东的太平洋舰队则又被整个欧亚大陆所隔离,这种地理局限阻碍了自彼得大帝以来苏俄争夺世界海洋霸权的努力。因此,苏联的海军战略从地理上注定了不能集中使用兵力控制世界海洋通道。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以“胡焕庸线”为界,中国的经济及人口重心在东部沿海。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珠三角、长三角及环渤海经济圈集中了中国主要工业力量,其东南方向面向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中国的台湾岛则是直接通向太平洋的门户,而南海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战略枢纽,中国的海洋性远远优越于俄罗斯。这种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得中国发展海洋强国成为可能。这种前景在台湾问题顺利解决后将变得更加明朗:中国海军不仅可以合兵一处,集中优势兵力,而且面向太平洋的门户大开,且南海局势也将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这样的地理优势加上中国与外部世界日益紧密的经贸联系,以维系航路通畅为目标的航路控制,自然就成为中国海军的重要任务。

  海军战略可归纳为两类:一类是“海洋控制”,即在战时提高舰队的海洋使用能力;一类是“海洋拒止”,即将阻止敌军获得制海权作为海军的主要战斗任务,而其他的如保卫海上航运等任务不在其考虑之列。苏联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建成一支装备了航空母舰的远洋海军,并且其支持远洋作战的海外军事基地也开始纷纷建立。然而,其海军战略并非夺取制海权,而是始终以对岸突击作为主要模式。因此,其航母编队强大的进攻能力并非用来控制海洋,而是防止美国海军控制海洋,并将其用作进攻苏联的跳板。苏联海军的远洋进攻与西方传统的控制海洋战略是有区别的,它具有非常强烈的苏联特色。其主要作战使命并非在公海大洋与对手争夺蓝水的制海权,而是一种建立在海上拒止基础上的进攻战略,即使用进攻手段迫使对手放弃制海权。就本质而言,苏联海军战略是一种进攻型的海军战略。

  中国海军奉行积极防御战略。2004年以来,海军开始实现从“近海防御”向“近海防御、远海防卫”的战略拓展。将战略前沿由近海逐步推向涉及国家生存和发展利益的远海,统筹近海和远海战场建设,统筹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发展,积极遏制和有效应对来自海洋方向的战争威胁。中国海权从本质而言依然是防御性的海权。连美国学术界都承认,无论如何,中国并不会像原苏联那样给西方带来安全挑战。因此,中国海军战略是一种典型的防御型海军战略,这种防御性质恰恰说明中国奉行的是不争霸的政策与思想。

  如前文所述,苏联海军的核心舰种是弹道导弹核潜艇。伴随苏联弹道导弹核潜艇数量不断增长的是美国的水下战能力。因此,对于苏联海军而言,保护核潜艇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作战任务。要完成该作战任务,首要问题就是将美国的航空母舰和核攻击潜艇阻挡在巴伦支海和日本海这两个苏联海军航空母舰活动区域之外。20世纪80年代,苏联舰队依赖大型的装备导弹的水面舰船、柴电潜艇和核潜艇以及大型海军航空兵飞机的联合。无论如何,这支海军从来未能避免技术限制以及将其下属力量派往陆军的命运,并将其更多的注意力投向鄂霍次克海、黑海的“堡垒”防御以及切断北约的航母战斗群的后勤补给线,以防止其在北海支援西欧战区的地面部队。西方观察家广泛认为,苏联海军的核心任务是进行海洋拒止。很显然,苏联领导人并未考虑在远离苏联海岸的地方进行海洋控制,或者在开放的海域保卫苏联的海上航线。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苏联海军的目标就是,苏联海军被用来有选择地拒止苏联的对手使用海洋。因此,海上控制是没有必要的,海上拒止已经足够。

  20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海军的任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打击甚至摧毁美国为首的北约海军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及其两栖突击编队,切断美国支持欧洲盟国的海上交通线;对美国为首的北约海军实施反潜作战;使用弹道导弹核潜艇对北美和欧洲的大陆纵深地带目标实施核打击;尽力挫败北约海军可能的海上核打击;进行岸防作战;保护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线;在和平时期对友好国家提供援助并保卫海洋利益。

  中国海军的主要任务包括:抗击来自海洋方向的侵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以及海洋权益。因此,中国海军的战斗方式包括:海上破交、封锁、反舰作战、海上保交、海军基地防御和两栖突击。由上可见,苏联的海军战略是为争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服务的,而中国的海军战略则着眼于建设和平稳定的海洋战略安全环境,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如前文所述,苏联海军战略的核心任务就是保卫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安全,使其能在战时向西方国家发射潜射导弹。大西洋、太平洋面积辽阔,风高浪急,是弹道导弹核潜艇进行集结、机动与隐蔽的天然阵地,而北冰洋终年冰封,反潜武器在这里无法发挥作用,更是弹道导弹核潜艇理想的发射阵地。因此,可以推断出,苏联海军的作战环境囊括了太平洋、大西洋和北冰洋;为打通进出大洋的通道,必须爆发激烈的战斗。进入大洋的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等海域也是苏联海军作战环境的一部分。

  中国的海军战略目标是建立一支地区型海上力量。所谓地区型海上力量,是介于近海型海军和远洋海军之间的一种海上力量,其具有一定的远洋作战能力,但主要活动和控制区域还是在近海,主要特征是区域重点布局。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的定义,中国的近海包括四大边缘海以及台湾岛以东的部分海域。因此,中国海军的作战环境以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为主,最多不出印度洋东北部。

  舰队结构是海军战略思想的投射与反映。1985年的苏联海军拥有1880艘作战舰艇,其中有361艘潜艇,占了总数的1/6还多;这些潜艇的核心是76艘弹道导弹潜艇,其中包括62艘弹道导弹核潜艇;水面舰艇中的航空母舰数量仅有4艘。由此可见,苏联海军的核心舰种是潜艇,而且是弹道导弹核潜艇。经过多年的建设,苏联已拥有一支庞大的战略潜艇部队。其潜艇部队所属潜艇数量多、性能先进,生存能力强。潜艇所载导弹射程大大增加,精度不断提高,从单一弹头到多弹头,再到分导式多弹头。这支部队具有强大的核突击能力,是苏联海军战斗威力的基础,是苏联整个战略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美国绝大部分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位于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地区。那里工业集中、人口稠密,对整个美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美国最怕受到核突击的地方,也是美国的弱点所在。苏联海军以弹道导弹潜艇对上述目标的核突击,作为其战略使用思想的核心内容,避免了与美国海军进行硬碰硬的对抗,而是避实就虚,可算是最佳的选择。

  中国海军有26艘驱逐舰(其中21艘为现代化设计)、52艘护卫舰(其中35艘为现代化设计)、20艘新型轻型护卫舰、86艘现代化导弹艇、56艘两栖战舰、42艘水雷战舰艇(其中30艘为现代化设计)、50多艘辅助舰船,另有400多艘小型辅助和支援船艇。近年来,中国不但下水舰艇的数量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取得最大进步的其实是舰队防空方面。中国已经退役只有点防空能力的老旧驱逐舰和护卫舰,新舰具有中程或远程防空能力。尽管中国海军依然有一些缺乏起码防空能力的驱护舰在役,但这些新舰使得中国海军有信心在岸基战斗机防空巡逻半径外活动,两艘新舰就可以为编队提供防空掩护。中国海军继续强调反舰能力的核心作用,发展先进反舰导弹和OTH-T(超视距探测)能力。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装备现代化的重点在于采购现代化柴电潜艇、大型现代化水面战舰以及反舰导弹(包括世界上第一种反舰弹道导弹)。中国海军已经列装2艘现代化的“商”级核攻击潜艇,另有4艘正处于预交付状态。该型潜艇主要用于最终取代老式的“汉”式攻击潜艇。国防部还报告称,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可能建造095型弹道导弹核潜艇(SSGN)。这种潜艇将集成现代化的静音技术,不仅可以用鱼雷与反舰巡航导弹打击敌舰船,还具有对地攻击能力。中国海军水面舰艇也实现了全面现代化。052C/D型驱逐舰都装备“红旗-9”防空导弹武器系统,而051型驱逐舰则装备“S-300”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有了这些先进的防空导弹武器系统,中国海军驱逐舰便可以为海军作战编队提供强有力的防空能力,保护舰船免受敌空中目标的威胁——尤其当海军作战编队在远离岸基飞机与防空武器保护的远海作战时更是如此。当前,中国所有大型水面舰艇都装备先进的反舰巡航导弹。“旅洋II”级驱逐舰(052C)装备的“鹰击-62”反舰巡航导弹射程达280公里,而“旅洋III”级驱逐舰(052D型)装备有垂直发射的新式“鹰击-18”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据报告声称射程达178公里。“旅洋III”级驱逐舰(052D型)的新式垂直发射架是一种通用发射架,不仅可以发射反舰导弹,还可以发射防空导弹与反潜导弹。中国于1999—2006年间从俄罗斯购买的4艘“现代”级驱逐舰,也配备先进的远程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射程在160—240公里之间。此外,中国海军飞机还能够携带远程反舰巡航导弹,包括“鹰击-83K”反舰巡航导弹,其射程估计超过100海里。另一方面,中国的海岸防御链还部署一种岸基“鹰击-62”反舰巡航导弹,射程达280公里。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装备了一种作战能力非常强的地基中程弹道导弹——“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该导弹可携带机动弹头,射程估计超过810海里。美国的相关智库和专家认为,该系统“可使中国的反介入能力进一步推进至菲律宾海与南海地区”。很显然,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水面舰艇部队已经取得显著进步。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海军迫切发展航空母舰,与其说是基于与美国航空母舰对抗的愿望,不如说是因为2004年无法参与印度尼西亚海啸灾害救助的挫败感,当时美国海军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亚伯拉罕·林肯”号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苏联海军规模远胜于中国海军,并且在航空母舰、弹道导弹核潜艇、攻击核潜艇的数量上远超中国,由此带来的攻击能力和火力投射能力占据绝对优势,是典型的进攻型远洋海军。而中国海军从舰队结构上看,只是一支地区性海上防御力量,具备有限的远洋作战能力。

  海权的技术形态是随着人类战争的技术形态发展而不断发展演进的。以接舷战为主要作战形态的古典海权是冷兵器时代的海权。从大规模使用火炮的雷班托海战开始,海权进入了一个新的技术形态——热兵器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内燃机的广泛使用将海权的技术形态推向了机械化战争时代。进入20世纪70年代,戈尔什科夫提出的“国家海上威力论”将对地核打击作为海军的主要作战任务之一,标志着海权迎来了机械化战争时代的高潮——核时代。由此可见,苏联的海军战略是机械化战争时代的产物。

  冷战结束后,战争的技术形态进一步发展演进。科学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必然导致新型作战力量的兴起。军界普遍认为,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是机械化战争时代与信息化战争时代的分水岭。中国海军学者石家铸因此提出信息化海军的概念。近年来,中国海军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已经基本完成由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型。当代中国海军近海防御作战体系,实际上由分布在广阔空间的各种信息获取、处理、传输设备和作战、保障平台凝为一体的巨大作战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包括海军飞机、水面舰艇以及潜艇在内的海军装备兵种装备技术水平都已进入当今世界先进行列。同时,通过大力发展卫星通信、导航系统并进而将具有战场实时监控能力的预警机等先进装备。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苏联的海军战略是机械化战争时代的海军战略,而中国的海军战略是信息化战争时代的海军战略。

  综上所述,苏联与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在海军战略的地理环境、性质、任务等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具体而言,苏联海军战略的经济基础是计划经济;中心任务是保卫弹道导弹核潜艇发动核打击,与美国争夺霸权;其战略性质是进攻性的;作战环境是太平洋、大西洋、北冰洋及其周边海域;属于机械化战争时代的军种战略。中国海军战略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其中心任务是建设和平稳定的海洋安全战略环境;其性质是防御性的;作战环境是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及西北太平洋;属于信息化时代的军种战略。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发展海军不仅不会像苏联发展海军那样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消极因素,还会随着中国提供海上公共安全产品能力与意愿的提高,成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内容,更会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坚强后盾。

  具体而言,中国海军力量发展的基本出发点是对国际体系的参与而非颠覆,更非争夺霸权。海洋是全球化的载体,也是环球大物流的主要媒介,更是地球表面最大的公域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海上力量与苏联海上力量发展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不仅优化了地区生活与生产资源的配置,还为推动全球生产力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苏联海军战略的发展给中国海权建设也带来不少启示:从结构上讲,作为一个战略军种的海军必须结构均衡才能充分发挥战斗力;从作战任务上讲,对陆地目标的打击日益成为海军的重要任务;从功能上讲,海军的政治、外交功能日益凸显,海军这个战略军种在国家政策中地位逐步提高。而可以从中吸取的教训有着不亚于其先进经验的重大意义:远洋海军的发展必须以经济需求作为原动力,否则必定不能长久,昙花一现;发展远洋海军必须与经济水平相适应,不能超过财政承受能力;远洋海军的首要任务是夺取制海权,而非遂行海洋拒止任务;远洋海军的核心力量必须是大型水面战斗舰艇,特别是航空母舰等制海能力强的舰种,而不能以潜艇这样的海洋拒止武器为核心。(注释略)